亚洲最初人类的来源和现代中国人起源一直是中国人祖先起源问题的研究热点。迄今为止，人类演化的最初两个阶段——南方古猿和能人的化石材料全部发现在非洲，在非洲以外没有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因此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远祖起源于非洲。而关于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起源，存在着两种理论流派的交锋：一种主张非洲单一地区起源，另一种主张多地区连续进化。 
　　　　我所高星研究员等最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报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祖先起源研究的新进展”的文章，对中国人祖先起源问题的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乃至亚洲最早人类的来源 
　　　　目前最早人类在中国乃至亚洲出现的时间还不十分确定。有学者根据亚洲南部出土距今800—600万年前古猿化石，认为这里可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最近有学者对出土于中国云南禄丰、元谋及开远等地的古猿进行新的研究，认为从化石形态特征看，禄丰古猿与非洲南方古猿有着一系列相似性，比其他古猿在形态上更接近于后者。据此禄丰古猿被认为是人科的早期成员，是先于南方古猿的从猿到人转变的早期过渡类型，是中国境内人类的早期祖先（图1）。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晚期禄丰古猿的生存时代已经和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科成员重叠，化石的形态特征也说明二者不是祖裔关系。另外，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乃至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确切的南方古猿和能人的材料。因此，非洲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认定是人类远祖的唯一起源地。 
 

图1 主张禄丰古猿是早期人科成员的学者提出的人猿超科关系分支图 
　
二、中国直立人的来源与演化 
　　　　化石和考古证据显示，远在早更新世早期，直立人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迄今为止出土早期直立人化石（包括疑似者）的地点有云南元谋上那蚌、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陕西蓝田公王岭、湖北郧县学堂梁子等多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点发现早期人类的文化遗存，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和山西芮城西侯度、河北阳原泥河湾等。在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发现一系列早更新世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时代被推定为距今160～200万年前，为了解早期人类在中国和东北亚地区的生存和扩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这些早期人类群体，多数学者主张他们是在约20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过来的，是能人的后代。但也有人主张直立人是东亚特有的人类，是本土起源的。此种假说由于缺少本地600－20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证据的支持而不被广泛接受。一些学者寄望于通过调查和发掘获得新的材料以衔接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的这一缺环，从而对人类起源的理论做重大改写。 
　　　　年代学研究滞后是制约中国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另一重要因素，近来有所突破。以北京猿人产出地周口店第1地点为例，上世纪曾用裂变径迹法、不平衡铀系法、古地磁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等多种手段对遗址进行测年，建立起粗略的年代框架。2009年Nature杂志刊登中美学者首次采用铝铍（26Al/10Be）埋藏测年法取得的成果，得出第7—10层的年代数据为距今77±8万年[4]，将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提前了20多万年，引发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同时，该遗址在沉寂多年后又开始了系统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材料收获。 
　
三、中国现代人的起源 
　　　　二十多年来，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假说的交锋。一些西方学者根据线粒体DNA研究主张“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即各地区的现代人都起源于大约15~20万年前的非洲，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东亚直立人是进化的绝灭旁支，不在现代人祖先之列；部分中国分子生物学家通过对东亚人类基因(Y染色体）的研究，支持西方学者的论断，认为现代中国人直接祖先是6～5万年前经西亚到南亚、东南亚，然后由南向北迁入的。另一些学者主张“多地区连续进化说”，提出世界各地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各地区古人类（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在本土连续演化，进化成现代人类，但期间发生过少量外来人群与基因的融合和交流。 

图2 近年在北京周口店田园洞（Aa & Ab）和广西崇左木榄山（B）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现代人起源的两种假说的关键争议在于古人类在亚洲和欧洲的进化是否中断过。从上世纪至今，在我国大荔、金牛山、马坝、丁村、许家窑、长阳、柳江、山顶洞、资阳等地相继发现不同时期的智人化石，表明古人类在中国的演化没有中断过。最近在广西崇左木榄山的一处洞穴发掘出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初始状态的下颌骨化石，显示从早期人类向现代人类过渡的性状（图2，B）。依地层对比、铀系测年和伴生的哺乳动物群属性判断，木榄山化石智人的时代为距今约11 万年的晚更新世早期，对研究现代人起源及其环境背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2003年，在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早期现代人类化石（图2，Aa&Ab），年代为距今4.2—3.85万年，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人类遗骸，其特征多与现代人一致，但有少数性状与较晚阶段的早期智人接近，其本身存在从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交流。这些化石证据充分表明中国乃至东亚直立人与晚期智人是连续演化的，不同时代的化石人类之间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同时个别化石上出现少量与同期西方人类接近而与本地人类有别的性状，被认为是基因交流的结果。据此吴新智院士提出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假说，西方很多人类学家也持相近的观点。 
　　　　近来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也做出重要贡献。从古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人类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保持了行为和技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总体上继承多于创新，形成独特、渐变的演化格局，没有发生替代和中断。距今80万年左右在华南、华中出现过与西方同期“阿舍利技术”相似的手斧等遗物，距今3万年左右在中国北方出现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的“石叶技术”，但他们都出现在局部地区而且是昙花一现，没有对本土主流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据此，学者提出中国乃至东亚更新世主体人群一直生生不息，沿绵不绝，其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前后承继的演化关系；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异族”文化，但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强势面前消弭于无形。原因之一是这里的人类在长期的适应生存过程中找到了一整套适合本地区生态特点的生存方略，即 “综合行为模式”，核心是因地制宜，与生存环境保持和谐与友好，以不断的迁徙移动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浅程度开发，并对间或渗透的外来文化产生改造和同化的作用。 
　　　　目前有关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来源和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两大问题还没有定论，研究与争论还在进行之中。要在此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领域取得突破并达成科学的共识，急需获得新的、更有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材料，也急需提高和改进科技平台，提取出化石和相关材料中的关键性的科学信息。因此，政策上（包括打破地方化石及古文化资源的封锁和垄断）和资金上更大力度的支持和对相关学科的扶持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