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千里路，考万年古——深切怀念张森水先生（一）

　　高星 

　　研究所正在欢天喜地庆祝85华诞。在本所筚路蓝缕的成长过程中，很多前辈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今天却不能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份喜悦了。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更加怀念他们，赞颂他们！我的导师张森水先生（1931.8.21—2007.11.27）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昨天是他的七年忌日。七年中，先生似乎并未走远，他的亲朋、同事、学生们常常谈起他，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跟随先生学习、工作多年，受益匪浅，没齿难忘。在此仅作小文，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少年立志，追随大师 

　　张森水先生1931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的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里。家有几亩薄田，兼营桐油作坊。其父英年早逝，母亲独自承担养育一儿一女的重担。这是一位坚强、勤勉、精明、目光长远的母亲，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经营桐油作坊，想方设法供儿子读书。张老师在家乡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初时入西门张氏学堂读小学，后到南峰山麓的仙居中学读初中，再后考入台州中学读高中。在一次饭后散步闲谈中，历史老师管听石先生对他说：中国遍地是文物，考古学是研究文物的学问，干此行定会有出息。当时他对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听了历史老师的话，便萌生了学考古、做考古的志向，十分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的故事，更是使他心驰神往。但考古在当时毕竟是独门冷学，不受家人和社会待见。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他偷偷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如愿以偿。 

　　1952年10月，张老师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远离那个仙人居住的地方。其后先生自己打趣说：到了前门火车站，在茫茫人海中竟然未能找到北大的接站人员。于是扛着行囊徒步而行，边走边用家乡话问路，一路风尘终于找到北大。当时在专业课上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是裴文中先生，讲授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是贾兰坡先生，商周考古的是郭宝钧，古文字学是唐兰……郑振铎、向达、郭沫若等都给他们上过课。从这些大师的身上，他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裴文中先生。裴老是他尊崇已久的大师，知识渊博，生动风趣，不拘小节，对旧石器时代的知识信手拈来，从国内讲到国外，法国、英国、瑞士、德国……带着学生在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和博物馆中神游，张老师常常如醉如痴。当时裴文中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来改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组组长（相当于室主任），很想有考古科班出身的人加盟来研究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状况。在几个毕业生的竞争中，张老师因缘际会，脱颖而出，被裴文中选中，于1956年9月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学院，且一直跟随和协助裴文中工作。裴老的人格魅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使他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一生受益。1956年底，他第一次跟随裴老外出考察，目标是广西的洞穴。裴老为他和同行者讲述地貌地层知识和野外考察的经验、常识、规矩，要求做到眼勤、腿勤、手勤，将每天所看所学所思的东西规范地写进野外工作日志中。张老师由此得到了实践中的系统训练，并亦步亦趋，养成了勤勉、细致、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数十本字体工整、资料丰富的野外记录本。 

　　踏破铁鞋，寻根问祖 

　　先生曾撰文称颂裴老是“乡土科学家”，他自己也是这样，长期从事调查与发掘工作，勤奋耕耘在乡野残垣，参与、主持和指导多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项目，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成果。1958年9-11月和1959年8-9月，他两次到内蒙古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准格尔旗等地，开展了为期近半年的调查，发现68处旧石器地点，采集到一批形制特殊的石制品，包括精美的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半月形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等，命名了“清水河式尖状器”、“准格尔式尖状器”等类型。他指出这些石器表现出成熟、进步的技术，包括“用木锤修整的技术”和“压制法”修理技术，并认为有些工具“宜于作剥割和割裂兽皮”。其后他参与了周口店、丁村、水洞沟、观音洞等一系列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野外考察、发掘和研究。文革后期，他利用“反修防修”的契机到东北考察，发现鸽子洞等遗址，参与和主持了对辽宁喀左鸽子洞与营口金牛山、内蒙古扎赉诺尔等遗址的发掘，成为东北地区旧石器考古的重要开拓者。文革后，他与同龄人一道，力图换回被政治运动耗费的时间损失，加快了野外考察的步伐，主持了四川汉源富林、贵州普定穿洞与桐梓马鞍山、陕西大荔甜水沟、河北迁安孟家泉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指导了河北承德四方洞、四川铜梁张二塘、贵州兴义猫猫洞、安徽繁昌人字洞、福建三明万寿岩、云南富源大河和重庆三峡库区高家镇等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进入古稀之年，先生仍马不停蹄。此时他最大的心愿是消除中国版图上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区，将先祖生存的足迹尽可能探寻出来。2002年10-11月，他带领数人到浙江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在安吉和长兴发现3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石制品333件。这项工作使浙江省旧石器时代遗存从无到有，填补了我国东南史前研究的空白。2005年5月，陈雍等天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天津蓟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线索，并携带标本到北京向张森水老师请益。张老师带领我们仔细观察标本，详细询问材料与地点的发现细节，肯定了很多标本的人工属性。从这批材料和天津的同事所描述的情况中，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是新的突破，十分重要。第二年春，乍暖还寒，我们几位弟子随先生赶赴现场，与地方的文物工作者一道翻山越岭，穿沟过河，对发现石制品的地点进行复查，致力于寻找石制品的原生地层，肯定了几处地点的性质和意义，并提议对东营坊等关键而濒危的地点做抢救性发掘。其后，我派出王春雪等与天津同仁一道发掘东营坊，从原生地层中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天津的工作成果使先生十分兴奋，他欣慰地对媒体宣布：除了处于沉降地区、地势低洼的上海，中国陆地上再无旧石器时代文化空白的省份！2005年底，香港西贡地区的一处山脚海岸区发现疑似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主持该遗址发掘工作的张镇洪老师向先生做了通报，请先生到现场考察定性。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专程前往，对发现的遗物、遗迹和地层进行观察和论证，认为是一项重要发现，有可能改写香港地区乃至中国东南人类生存的历史。这处遗址被称为黄地峒，一组释光测年数据指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像一处石器制造场，出露、出土数千件具有打制技术特征的石制品。先生前后两次前往考察，仔细观察了每件出土标本。他注意到这批石制品以大中型者为主，其中的长方形锛状器以前未见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可能是磨光石斧的祖型。他感觉这处遗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十分独特，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难以定位。后一次考察我随其前往，在回京的火车上他还在苦苦思索，并与我反复讨论该如何定性，如何纳入华南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之中。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多次随先生到野外考察和发掘，有幸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近距离观察先生的工作方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与地方同行乃至当地老乡的互动。第一次随先生出行是在1986年夏天到东北考察，先到齐齐哈尔考察昂昂溪遗址。在一爿简陋的小店，陪同的黑龙江省考古所的于汇历学长点了一瓶白酒来调教我，先生见状外出，一会儿拎了只烧鸡回来；在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所在的村子，先生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院落，一家人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着我们上炕，烧火做饭，其乐融融；1987年秋季，先生带我和师弟龙凤骧到陕西大荔县育红村发掘一处遗址，为我的硕士论文寻找材料。先生熟门熟路地领我们到一户雷姓人家，一家人如见故旧，热情接待，以后的三个月他家就成了我们的工作据点。先生还在一天早晨去一户养牛的人家叙旧，端回一大碗温热的牛奶。看着先生与乡亲们亲热的交往，你会明白这位“乡土科学家”是怎样平易亲和，是怎样接地气、有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