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千里路，考万年古——深切怀念张森水先生（二）

高星

　　破解北京猿人的技术与文化 

　　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周口店遗址有密切的关系。他工作伊始就参加了周口店地区古人类生活环境的研究，并对出自第22地点的石英标本重新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周口店遗址的文化序列。从1958年起，他参加北京猿人（当时称为中国猿人）石制品研究小组，对第1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开展整理和分析工作。由于研究小组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工作难以为继，从1975年起，北京猿人石器研究成为裴文中先生和张森水老师的专项任务。在此期间，围绕北京猿人是否是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北京猿人的石制品是否代表了最古老和原始的技术，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大师级人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关学者也分成了两派。讨论不但在学术期刊上进行，还延伸到社会上的报刊媒体。张老师自然是“挺裴派”，1962年发表《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一文，反对贾老所提出的北京猿人的石器技术具有“进步”的特征，认为“中国猿人还没有掌握打石片和制造石器的一定的方式方法，致使石器缺乏一定数量的相似的形状；虽然有几种石器，但无严格的界限，乃是‘一器多用’原始性质的表现”。难能可贵的是，张老师在文中提出第1地点的石器文化可划分为早、晚两期，从早期到晚期在原料利用、形态特征、加工技术和类型方面呈现渐变的趋势。 

　　在1975-1985的10年间，张先生辅佐裴老对周口店第1地点的石制品开展了系统的整理，进行了大量的观测统计分析，将其文化面貌完整而真实地揭示出来，概括为：制作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为主体；存在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三种剥片技术，高度依赖砸击技术是其鲜明的特色；许多石片不经加工即直接使用；小石片工具是石器的主体；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具有类型上的多样性；不存在手斧；工具多属单面加工的单刃类；加工较粗糙，形态缺乏稳定性。该项研究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指出北京猿人文化从早期到晚期存在着技术和类型的变化，并根据层位和石制品时序性特点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从原料利用、剥片技术、加工方式、类型组合、形态特征、加工精细度等方面总结了每期的文化特点和从早到晚的变化趋势，指出 “既有贯穿始终的共性，又有一个清楚的发展过程。”这样，北京猿人的文化不再被视作一个单一单期的体系，而是包含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断变化的动态文化序列，这就从发展的角度解决了有关北京猿人的文化是原始还是进步的无谓争论。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凝结成198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猿人石器研究》。这本书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座里程碑，成为同类研究的经典和模板。 

　　张老师又在2004年出版了《周口店遗址志》这一鸿篇巨著，对周口店遗址的发现、研究、管理和保护、利用做了全景式的记述，留下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敢吃螃蟹，勇于改革与创新 

　　先生博采众长，敢于探索，善于实践，不断改进研究方法，致力拓展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他在研究中逐渐意识到我国考古学研究长期陷入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定性推论误区，只重视少量典型标本而忽略大量其他遗存，研究粗犷，缺乏数据和细节，缺乏学术规范和共同语言，导致各说各话或无谓纷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了一些类型学概念，并在观测方法、规范等方面做出界定；率先在国内旧石器考古界使用定量分析法，创设和引进石器标本的各种观测指数（例如长宽指数，宽厚指数等），对石锤、砍砸器等按重量分级，并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来表述石制品的大小、形态变异，希冀以客观的数理统计分析取代主观定性。他首次将这种思路和方法在富林文化研究中加以尝试，取得良好结果，继之用于周口店的石制品研究，做出了大量标本观测统计数据图表，使取得的认识和得出的结论有了数据和证据的支持。其后，他将定量分析方法应用到对丁村遗址文化面貌的重新研究，摒弃只对少量所谓典型标本做描述分析的做法，尽可能对所有石制品做观测、统计和分析。他的研究揭示：丁村遗址一些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并非像传统认识的那样是以大型器物为主，而是由小石片工具为主导，属于华北小石片工业体系，纠正了以前学术界的一些片面观点。这样的研究以翔实的数据对一些学术争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答案，促进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和方法的成熟。 

　　先生还是我国石器功能分析和微痕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在56岁那年，他远涉重洋，赴哈佛交流访问。期间抽出时间，专程花两个星期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劳伦斯· 凯利（Lawrence H. Keeley）的实验室学习了解石器微痕分析技术。凯利在1980年发表《石器使用的试验鉴定——微磨损分析》一书，在石器功能分析方面成为领军人物。张老师深为其方法和成就折服，回国后很快在《人类学学报》发表“述评《石器使用的试验鉴定——微磨损分析》一书”的推介文章，向国内学界系统介绍凯利的微痕分析方法与成果，并积极筹划开展此项工作。当时我国的相关设备条件还远不具备，但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指导我的师妹侯亚梅利用电子显微镜开展该领域的专题研究，建立模拟实验和图像观测的流程和规范，并在北京猿人的石器标本上得到成功的应用。这是我国学者对微痕分析的首次系统尝试，为今日这一分支领域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种子。当时他还向我谈起他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使用机器手臂做石器和骨器的制造和使用实验，以在理想的条件下精确观测和记录作用力的方向、力度和产生的结果。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考察给了他启发和刺激，先生很想大干一番，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面貌彻底改变，使其不再落后于人。可惜因不具备条件，只能无奈地放弃。 

　　有感于传统研究的主观和随意性，先生积极倡导实验考古并身体力行，在石器和骨器的制作实验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如区别真假石器、区别人工石片与自然石片，他通过实验提出转向打法是关键的原则，主张应重视“形、位、向”三要素，进而发展成“三个多样性”的准则。在打击骨器问题上，针对以往相关争论缺乏客观标准和实验依据，他亲自动脑动手，设计了一套方案和流程，开展制作骨器和敲骨吸髓实验，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与体会，在此基础上指导研究生张俊山做了大量打击骨骼的实验，并与考古标本进行比较研究，取得宝贵经验和重要认识。这些实验和分析初步建立了打制骨器的鉴别标准和研究规范，并在他带领我开展对大连古龙山出土的动物碎骨研究中加以系统应用，取得很好的成效。这样的倡导和努力提升了我国史前学术界对考古遗址中动物碎骨的重视程度，并对日后动物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条分缕析，致力理论阐释 

　　1989年10月，纪念北京猿人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房山召开。在这次会上，中外学者虽共济一堂，学术讨论上却南辕北辙。西方学者在用考古材料阐释假说、理论，中国学者则专注于描述标本的类型与形态，二者几乎没有交集。这对张老师是个很大的刺激，他在饭后散步时对我和其他学生说：不能再满足于对遗址及其材料的分类和描述，不能再就事论事，要深化，要拓展到理论层面，要与国际接轨。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先生致力于综合研究和理论阐述，力图透过遗址和区域的遗存而纵览全局性的文化共性和变异，透过文化现象探究古人类演化的动因和规律。 

　　首先是对区域性材料与问题的概述、总结和分析。此方面的成果体现在《贵州旧石器文化概论》、《四川省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研究》、《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初探》、《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等论文中。这些论著翔实地梳理和汇总了区域性旧石器考古材料，总结了相关地区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文化特点，分析了区域文化传统的成因和演变。 

　　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关注到各地旧石器文化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开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做宏观的总结和分析，并从新石器考古及历史时期考古中汲取营养，在我国最早将“区系类型”的概念引入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实践。1990年他发表《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一文，提出了“主工业”和“多种工业或组合”等概念，还对北方“主工业”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做了探讨，指出“继承延缓发展、交流促进创新”的原理。1999年，他在《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一文中将自己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理论探索进行了总结和提炼，进一步界定和完善了“主工业”和“区域工业”等概念，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存在“二元结构”，即中国在北方、南方各自存在一个“主工业”，“北方主工业”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体，“南方主工业”则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代表，同时在两大“主工业”区域内存在若干文化变体或区域工业类型。他对两大“主工业”和各区域工业的文化特点、分布范围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界定和探讨，并结合环境因素分析了“诸工业类型的关系”和“历史发展不平衡现象”。